1978年7月25日，世界第一位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在英国出生。彼时，伦理争论、技术质疑与宗教抗议一度引爆了当时的英国乃至西方舆论社会。而在路易丝·布朗已经41岁的今天，全世界试管婴儿已超500万例。曾强烈冲击着人类社会伦理纲常的试管婴儿技术，如今已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重大的科技成就之一。

“在过去异想天开，今天勉为其难，未来习以为常的，我们叫技术。”华大基因CEO尹烨在“QBusiness！2019嘉宾大学年度峰会”上说。

代际更迭，人类普世价值观伴随着社会实用主义亦在嬗变。在嘉宾峰会上，首席提问官吴婷就基因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联向尹烨发问时，尹烨表示，所谓“伦理”，还是要区别受益与风险的关系。

“人的伦理在今天来看是比较狭隘的，我自己称之为‘人本沙文主义’。你为什么可以让那些动植物按照你的方式去受精，而人就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受精呢？”用试管婴儿技术满足生育需求，用基因编辑技术挽救疑难杂症，这些基因技术已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而“婴儿定制”则触发着尹烨这样的生命科学技术从业者深深的担忧，“华大基因有非常严格的伦理审核制度，我们不能因为技术而使得生命不平等，所以精准医学一定要普惠。”尹烨说。

这家为中国和世界基因组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公司，今年已经20岁。1999年9月9日，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宣布成立。20年来，华大步履坚实：代表中国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完成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绘制；开展水稻基因组计划；成为国家首批基因检测临床试点单位。2017年，华大基因在A股上市。

坎坷也不是没有。只是在尹烨看来，那并不一定就是困局。他在“QBusiness！2019嘉宾大学年度峰会”上面对首席提问官的问题时介绍道，2014年，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被全国叫停，而华大基因却完成了第一轮融资。在他看来，当行业趋于正规、大家都重视技术竞争和壁垒的时候，这就是自己的机会。“所谓的重要的时刻，就是革新。就像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光明。”尹烨在峰会现场说。

近年来，华大基因坚持“持续低价惠民”原则，通过普惠的检测价格使普通百姓能享受到基因检测带来的福祉，让基因检测惠及更多民众。截至2019年上半年，华大基因已累计完成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超过510万例，已开展的民生项目覆盖了全国2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Q Business！2019嘉宾大学年度峰会”现场，当吴婷发问“如果有一天你们公司倒下，会是因为什么”，尹烨回答，“如果我们的价值观缺失了，我们就会倒下。”

那么，这个用吴婷的话说是“未来有可能把我们变成生化人的人”，他与他身后企业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呢？

“古往今来，江山社稷都求长生不老，但是永生也有副作用，每一个物种的传递是被迭代的，如果两个人的基因通过孩子而传承下去不就是‘永生’吗？为什么一定要某一代人永生？”尹烨认真地说道。

首席提问官吴婷提问华大基因CEO尹烨

 ●  【提问·尹烨】  ●

吴婷：作为华大基因的CEO，你所掌控管理的公司有可能是在未来决定人类命运走向的公司。而你还可能是在未来把我们变成生化人的人，你又是生物科技领域的顶尖学者，在全球最顶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生物技术的论文，同时还是一位科普节目的主播。你去做科普教育，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节目的粉丝主要是什么样的人？

尹烨：“天方烨谈”（华大基因专业团队在网络平台的科普类音频节目）收听量超过了1.3亿人次，我坚持了三年，平均每天一期，已经1030期了，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前沿科学发现。节目的粉丝主要是偏科技型的或对科普知识感兴趣的年轻群体。

吴婷：我之前到华大基因采访时，看到一座猛犸象雕塑，上面写着“永生”，这是不是华大基因的公司愿景？在你看来，永存与永生是华大基因的使命或者最高追求吗？

尹烨：“永生”并不是华大基因的愿景，我们的愿景是基因科技造福人类。那头猛犸象是代表深圳国家基因库的吉祥物。为什么用猛犸象？是因为猛犸象离开人类只有四千年，它是怎么离开人类的？是被人吃光了。所有的智人从非洲出来，一路上把大型的动物都吃掉了，包括猛犸象。

七年前，俄罗斯科学家在西伯利亚找到了一个封冻在冰层的年幼猛犸象遗体，它的细胞是活的，它有一天具备复活的希望，它恰好是存到了基因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可以像自己珍爱的财富一样，珍爱年轻时候的生命，包括细胞、精子等，我们给所有的人自己珍惜自己年轻时状态的希望。我个人并不希望每一个人永生，我更希望大家健康长寿。

吴婷：你不希望每个人都永生，究竟是因为什么？

尹烨：古往今来，皇帝有了江山社稷都想求长生不老，但是永生是无法实现的。每一个物种的传递是被迭代的，如果生了孩子，人的基因就这样传承下去，不也是永生吗？为什么一定要一代人永生？

吴婷：当人们在谈论信息技术中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时，已经开始重点关注、讨论这些技术所带来的关于社会伦理的问题。相对信息技术而言，基因技术离社会伦理更近。在华大基因的商业化进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来自伦理的挑战？如何解决商业技术与社会伦理之间的矛盾问题？

尹烨：一般来讲，所有的生物技术、生命技术都是和人体打交道，而凡是跟人打交道的事情都有伦理。技术越先进，就有更多关于伦理道德和政策的讨论。举一个例子，1978年的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一个教授在英国把她“做”出来，当年这名教授受到的指责是铺天盖地的，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国家，他们认为试管婴儿技术颠覆了人类繁衍的方式。

虽然人类在人工受精上做了很多的事情，人的伦理在今天来看还是比较狭隘的，我自己称之为“人本沙文主义”——你为什么可以让那些动植物按照你的方式去受精，人就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受精呢？2010年，第一个试管婴儿也成为了妈妈，在那一刻，人类已经有超过400万人是以试管婴儿的形式出生，这个教授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人类用了32年从反对到接受了一项技术，所以对待伦理更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技术”这件事，今天看起来是异想天开，明天可能就是习以为常。类似于试管婴儿这样的一些技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可能就会被下一代人所接受。这个过程中要在意的是要区别全体伦理和个体伦理的问题，要区别风险和受益的问题。

今天很多的技术把不正常变成正常，这是伦理所接受的，比如说基因编辑。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救治一个有罕见病的人，对大部分人来讲是接受的。伦理没有共识，更多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比如安乐死。安乐死该不该用？这也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看。再比如，把每一个人变成任何一个伟大的人，或者是有一个特殊能力的人，甚至是婴儿的定制，这在今天的伦理框架下会被绝大部分的主流科学界和大众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的话，有钱人可以做，没有钱的人不能做，会让生命不平等，这恰恰是我们这些做生命科学技术的人内心最深的担忧，我们不能因为技术而使得生命不平等，所以精准科学一定要普惠。

吴婷：你说的很有道理，对于伦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和标准。华大基因在现阶段有没有面临伦理上的挑战？

尹烨：华大基因的创始人之一杨焕明院士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生命伦理学。所以华大基因有非常严格的伦理审核制度，因为伦理委员会不是自己公司就可以建立的，它的成员来自于周围的群体，甚至是社区的居民，所以我们对伦理这件事是非常慎重的。比如涉及到基因编辑婴儿相关事件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让世界意识到中国的科学家是负责任的。我们做生命科学，是怀有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的。

吴婷：刚刚你说到了基因普惠。让更多人享受这个技术，以至于能够提前知道自己的一些状况——在这条道路上，华大经历了很多坎坷？在普惠方面，对华大这个科学家团队来说，有什么至暗时刻是你们差点扛不过去的？又是什么让你们坚持了下来？

尹烨：其实，当此时我还能代表华大基因站在这里，就证明已经没有坎坷了。2014年，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被全国叫停，那一刻我们完成了第一轮融资——当行业正规的时候，当大家真正有价值取向的时候，当大家重视技术竞争和壁垒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所谓的重要时刻，就是革新，就像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但我们看到的是光明。我们把非常高大上的技术做到普惠化，比如无创产前基因检测，2017年开始在深圳全面覆盖，7月我们在河北省对孕妇进行了全覆盖。关于检测技术的领先性方面，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5年发表的全球NIPT抽检评估结果显示，对六家公司盲法抽检，华大基因检测结果表现最佳。我们先进的技术也希望通过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完成一项群防群控的事情，让更多的民众受益于基因科技。

吴婷：你们又有什么样的坎坷？

尹烨：2012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测序工厂，但是当时我们都是买“洋枪”。后来我们遇到了类似于中兴和华为一样的窘境，过去的测序仪不保修，测序试剂涨价，不允许做临床检测。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后来华大全资收购了CompleteGenomics（简称“CG”），对CG的技术进行了消化吸收再创新，拥有了我们自主的测序仪，解决了工具“卡脖子”的问题。山穷水尽无疑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吴婷：测序仪器与测序技术对于基因科技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谁掌握了这两项核心，谁就能做到基因数据的保护。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掌握了测序仪器与测序技术的公司，在商业竞争中是否也极有可能形成行业垄断？如果是，这种“垄断”对于行业而言、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什么？

尹烨：今天谈垄断还为时过早。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座的各位中，绝大部分人还没有测过基因。

在这个行业中，我们目前还是一个追赶者，即使我们在仪器上变成了生产者，但哪怕做测序仪的这一刻只有两家，我们也不觉得谁家就能垄断。换言之，通过技术的竞争还是会让最终的使用者受益。而华大的根本底层价值观是希望这个技术能让每一个用户用得起、用得上。

吴婷：如果数据放在相对少数的大公司手里，对消费者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

尹烨：这要看这家公司的底层价值观是什么。在整个互联网行业，为什么欧洲出了隐私的GDPR保护政策？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数据向少数人集中是需要引起重视的。今天，关于个体数据的确权及如何使用，是一个会长久讨论下去的问题，所以深圳的国家基因库采用特殊方式——所属权是国家，而华大是代运营，数据的产权、监管和使用都是有严格制度的。

吴婷：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被誉为可改变世界的首要三大技术。您认同吗？如何看待这三种技术在改变世界方面作用的差异性？

尹烨：工业时代，比如说吴婷的一块很贵的表，这个东西是统一在原子上的，越分享越贬值，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面临的是过剩。而信息时代是统一在比特上，越分享越值钱。生命技术个体私有，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基于在DNA上，本身既是物质，又有信息属性，所以我们做生物技术的离不开信息，我们称之为“生物信息”。

有人说我们会跨入死亡陷阱，本世界末全球人均预期寿命超过90岁是大概率的事件，“五世同堂”很正常。

对于刚才讲的能源技术，我承认，因为可控核聚变技术，如果能够真正早日到来的话，我们能解决能量问题，那我们的农业就没有问题。在未来，农业就是对能量的定向转化，像《流浪地球》一样，从根本上讲，燃烧的材料是石头，烧石头就能让地球走，用的就是可控的核聚变技术，我认为这个是人类的终极话题。这两个问题，再加上一个我们怎么去挑战外层空间领域的问题，这些都有可能给我们描绘出人类50年、100年后的愿景。

吴婷：如果有一天你们公司倒下，会因为什么？

尹烨：可能是我们的价值观缺失了，我们就会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