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根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学者之一,参与推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了《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历史实践也证明了他诸多真知灼见。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厉以宁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嘉宾商学翻阅了2017年厉以宁出版的《大变局与新动力》一书。在书中,厉以宁结合宏观和微观,将中国6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娓娓道来,并立足于当时的国情和发展,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十大尖锐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前瞻性的预测,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书中诸多内容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宝贵的参考意义。嘉宾商学摘录了书中关于中国经济面临的十大问题的内容,希望为诸位提供启发和思考。谨以此文,缅怀厉以宁先生。
新常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前几年我们热衷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高速增长会带来五个严重的弊端: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产能过剩,低效率,错过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科技创新的大好时机。2008年国际上发生了金融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在抓紧技术创新。而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这个时候仍然要大力追求GDP的增长,这样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经济方式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时机。我们再进一步考察,适应新常态要怎么适应呢?首先要适应中高速增长,而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追求GDP的超高速增长。因为“超高速”不符合经济规律,经济越发展基数越大,每增长1%所代表的内涵远远超过了过去GDP低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方式的逐步转变,尊重市场规律。
2015年第三季度结束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的经济现状,第三产业的产值达到了GDP的51%。今天,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一般要占到60%~70%,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到了51%,这是中国转向后工业化时期的开始。转向后工业化时期实际上说明,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经济的变化。第二产业为主的时代,经济增长是可以上去的,不一定上到那么高,但各种情况不一样。到了第三产业占优势的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能维持3%,顶多4%,它们认为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很多国家还停留在3%以下,所以中国在这个阶段应该注意到,关键还是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再是追求数量性的扩张,结构调整比总量要重要。1840年,当时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比英国多多了,可是结构不一样。英国1770年就已经开始工业化,它的GDP首先是靠钢铁、机械制造、蒸汽机、铁路建设,英国棉纺织品是用机器纺织,销售到世界。而中国的GDP虽然大,但以农业、农产品为主,加上少量的手工艺品,中国的棉布是手工制造的。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丝绸、瓷器、桐油、猪鬃,而英国向外出口的主要对象是西欧大陆,出口的产品是蒸汽机、钢铁。结构比总量更说明问题,因为英国的产品结构重新组合以后,站在了技术进步的前列。另一个大家容易忘记的是人类资本的结构。中国那个时候号称4000万人,论人力资源的数量中国远远超过英国。英国小学已经普及了,当时还创办了很多中学,也新建了一些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经济管理人员、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员。而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中国有几个人懂近代的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现代的金融?所以结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调整结构实际上我们是跟不上的。
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并重?因为中国并没有实现工业化,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主要看什么?主要是看高端成套设备的制造能力,高端的成套设备生产在经济中应该占据突出地位,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差距。我们强调继续实现工业化,正是要把中国经济推上新台阶,因为高端成套设备制造在中国还不如西方的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产业也要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什么呢?主要靠消费者,这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消费者有足够的收入,这样才能扩大消费。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在世界上还是中后,但是要发展的话,消费能力是最重要的。二是要有消费意愿,要让消费者愿意购买,而且愿意在国内购买,跑到国外买对中国的经济没有太大影响。第一,让产品更个性化。就是要抓住消费者的习惯、爱好,提供他喜欢买的、愿意买的。第二,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这是我们创造市场、创造新产品销路的重要方面。第三,把品牌打到国外。将来的竞争实际上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是靠不断的技术创新维持的。第四,把顾客留在国内。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且和外国产品进口的关税有关系。我们要背水一战,把中国的制造业搞上去,这是对的。但是光有决心不行,一定要有行动。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重组的重组。这里面既包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希望,也有对民营企业转型的希望。
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型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国有资本的管理。国有资本的管理专门成立国有资本、基金公司也好,投资公司也好,运营公司也好,高层只管资本,管资本怎么运行,这样的目的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国有企业第二个层次的改革是在企业。怎么改?让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投资者派董事组成董事会以后,企业服从董事会的决议。中国今天是国家管资本,让资本变活,产生资源配置效率,这是上层的改革。下层的改革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根据投资情况组成董事会,因为行业不同,国家控股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这是根据情况来定的。独立经营主要依靠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要起作用,董事会要起作用,还要有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在全世界企业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因为原来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最后到了第二代,能不能维持?还可以。到了第三代,企业能不能再这样下去?一定要看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否产生,职业经理人有一个供给方和需求方,双方才能协调,这样的话管理效率就提高了。现在中国还没有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不可能像一般的工作者拿着自己的简历到处上门求职。所以这需要有职业经理人的建设或是猎头公司,人才到他们那里登记,他们帮职业经理人去找、去谈。今后的民营企业走职业经理人道路是有潜力的,潜力在哪里?国有企业过去是国资委主管企业,国有企业领导者退休、辞职以后,可以加入职业经理人队伍,职业经理人是责任制、任期制。所以说,转型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同样需要转型。我在广东调查民营企业,有的企业感到产权不清晰,比如三个儿子都在父亲经营企业的时候出过力,父亲去世了产权怎么分?分的话,谁出力多少没记录,所以争得不可开交。民营企业的转型必须产权清晰,过去对家族成员是含糊的,所以矛盾就出在家族成员争夺产权,每天处在内乱中,这样的企业还能搞好吗?所以民营企业第一条先得记录家族成员的情况,谁付出多少要清清楚楚。另外,要早日选定接班人。中国无非用两个办法选接班人:一个办法就是从贤,谁最贤谁接班;二是亲,谁最亲选谁。这都是有问题的。亲中选贤或贤中选亲都不行,维持一段时间还会出问题。最后也应该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可以经过考察、推荐、试用,最后转化为持股合伙人,企业就延续下去,这都是国外的一些经验,对我们来说很多地方可以参考。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究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做这件事?先把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建立起来,这样就能适应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适应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经济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一定要协调发展。第一是农业。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不发展,就没有足够多的粮食供这么多人消耗。第二是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高端成套设备的制造业应该快速发展,不然我们始终是世界的制造中心,但不是高端的。而且创造还是在西方。制造业要认识到自己的压力:中低端的产品成本不如东南亚,高端的产品技术不如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说第二产业也一定要搞好,要协调发展。第三是第三产业。商业、零售、消费、服务业,都需要进一步发展。
我们一定要设法让更多人参加到创业、创新的潮流中来。比如现在一些新的创业者根本就不用上班,也不是企业员工,就在自己家里接订单,按合同完成任务,这是一种新的情况。鼓励一般的农民回乡创业,政府要推行三个清单,简政放权,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清单是负面清单,规定了什么行业不能进去,什么行业限制进入;第二个清单是权利清单,就是法律没有授权给你的不能做,法律授权给你的才能做,不然政府就违法;第三个清单是责任清单,就是政府、政府下属的部门在执法、执政的时候必须按程序办,必须按规定的日期批,这就可以制止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三个清单对我们下一步创业是重要的,第三产业有大量的个人从事服务工作,有服务性的企业,新企业不断出现,就便于开展结构调整了。
经济要走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宏观经济调控又是必须存在的,这两个不矛盾,主要是方式要转变。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宏观调控今后应该注重微调、预调、定向调。什么叫作微调?就是做轻度的调整。预调是发现问题即将来临,预先采取一些防止措施。定向调就是结构性调整,不是大水漫灌,而是有的放矢,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在调控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做,非到紧急状态,一般不要采取过大的措施。今后宏观调控的方式要把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政府的第一个任务是执法,依法授权依法治国。政府的第二个任务是通过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基本稳定。另外政府的宏观调控在某种程度上要起到集中引领、规划的作用,为了使将来怎样走、方向在哪里都定得清楚,我们对宏观调控的学习应该是经常性的。
现在一般都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了,这话不准确。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耗的过程中。现在劳动力不好找,甚至有经济学家预言,10年之后找不到保姆了。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失,工资的上升是必然的,因为物价在上涨。新人口红利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看清楚今天大量的创业创新者,将来会成为中国的新人口红利。上千万人在创业创新,有10%的人多少能成就点事业,1%、1‰能成为大的企业家,就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第一个方面。二是大量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找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将来也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为熟练工人。三是农民。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始学家庭农场的思维,农民要学技术,农民要懂得管理,这是西方农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将来中国要走的路。这样就可以说,中国不仅将会有新的红利,而且中国的人口多,新人口红利数量也是惊人的。还有一点要注意到,蓝领、白领工人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失。《北京青年报》头版登过一篇报道,北京的环卫工人坐在计算机边上操作,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技工过去凭体力去扫马路、清垃圾,现在用计算机指挥,使用机械设备在做。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去做,所以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将来会逐步消失。
我带调研组到陕西调研,发现汉中市遇到一个新情况:汉中市下了死命令,原有的工厂有污染的全迁走,保证汉江水的清洁。汉江两岸的农田不准打农药、不准施化肥。汉中又很贫困,怎么扶贫?这就要因地制宜了。我们去汉中市的西乡县调查,西乡县把沿江、沿河两边的山林、丘陵和农田改成种茶树,因为有很好的茶叶,就把茶树作为主要的产品。打工的人回到老家,要么种茶树,要么做茶工,而且茶树是不使用化肥也不打农药的。西乡县就这样因地制宜脱贫。另外,现在农村送份子钱、送红包的陋习影响越来越大,同村的人婚丧嫁娶都得送,所以负担不了。外出到深圳打工的陕西汉中的民工春节不敢回家,春节过了悄悄回家,就因为怕送红包。
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第三种调节是道德调节。我们可以这么说,有市场、有政府以后,道德力量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清楚地认识这点。道德调节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调节,没有文化调节不行的。道德调节首先是自律,自律是对自己文化、道德的约束,互相帮助也是一种民间的传统,也体现着道德调节的力量。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我们都在谈效率,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要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没有物质技术是不可能有效率的。效率的另一个基础,是道德基础。重要的问题在于,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那么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超常规效率是从道德基础上产生的。
作者 | 厉以宁
整编 | 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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