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上睡眠舱了……通宵加班指日可待。”

“好东西，同学们要勤洗脚。”

3月15日，职场社交APP脉脉上，认证为快手新产品负责人的用户发布了一条睡眠舱的动态，底下“秀儿”的评论则戳中了许多人的笑点。

共享睡眠舱在2017年的共享经济热中昙花一现，如今又悄然进入了互联网企业的办公楼。近日，快手在招聘网站上放出1000多个以研发线为主的社招岗位，应对日益增长的用户和不断扩展的直播等业务。睡眠舱似乎是给开发人员的加班“福利”。

快手公司睡眠舱（来源：脉脉）

在短视频领域，快手和抖音已经短兵相接。尽管快手占据了先发优势，却被快速崛起的抖音后来居上。而在脉脉和知乎的评论里，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加班情况也比快手要更严重。

年轻人赋予了快手250亿美元的估值——它的员工和用户大部分是“90后”。2017年3月，快手的日活用户数据约为5000万，90后占了其中的87%。而直播市场最令人惊讶的数据之一是，用户最活跃的时间段是晚上10点至凌晨4点，在午夜达到峰值。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18中国互联网网民睡眠白皮书》的数据显示，失眠重度患者超过60%是90后，这个人群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工作压力大是影响睡眠质量的第一要因，其次分别是生活压力、环境因素、个人习惯等。

“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膜”，“报复性熬夜”成为90后们身上的又一个标签。在非线性的信息社会里，他们既接受了科技的俘获，又在沉迷和抗拒中陷入了囚徒困境。

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生物人类学家卡罗尔·沃斯曼(Carol Worthman)在《前沿评论》(Frontiers Reviews)中写道：“人类睡眠是在有风险的设定中演化而来的，这些设定支撑了复杂的睡眠结构，人类在睡眠中调节警戒状态，以适应当地的环境。”

杨帆是一位33岁的北京人，与妻子和父母住在一起，在西二旗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产品经理。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上下班需要两个半小时的通勤时间，乘坐两条不同的地铁线路和一班公交车。他习惯于在车上补觉，“只要有座位，无论多么崎岖或拥挤，我都可以入睡。”他说。

于浩然为工作付出的代价比杨帆更大。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后，他于2014年在中关村创办了一家少儿编程的初创公司。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他将一个仅有10名工程师的小团队发展成为估值达2亿元人民币的公司。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慢性失眠，有时他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我其实也不想过这种生活，”他说，“但我在创造一些东西，任务完成之前，我不能停下来。”

这样的工作与生活节奏是信息社会生产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必然转变。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中提到，农业社会，人们日升而作、日落而息，时间是循环往复的。而工业社会人们的时间是线性同步的，生活、作息与生产同步。但在信息社会里，生产方式、时间都变成了非线性的，生活、作息与生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时间战争》(Time Wars: The Primary Conflict in HumanHistory)中认为，这是“钟表文化”到“纳秒文化”的转变。在数字时间的框架里，纳秒成为时间的衡量方式。纳秒是一秒的百万分之一，尽管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认识它、控制它，但却无法体验它。在人类与时间的关系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人们对时间的控制从未超出意识的范畴。

把时间拆成纳秒（来源：纽约时报）

人们一方面在数字世界里高速运转，一方面又不能脱离物理世界。据雷格·布洛德(Craig Brod)等心理学家的研究，很多人习惯了数字世界的高速时间框架后已经很难忍耐他们所置身的慢速的生活节奏，这是一种巨大的“机器惯性”。这在孩子身上尤为明显，沉浸在数字世界里的孩子经常不能重新适应慢节奏的物理世界。中国睡眠研究会的调查显示，睡眠状况差的青少年儿童中，有41.9%在睡前会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而在睡眠状况优的孩子中，这一比例仅有7.4%。这种对电子产品的上瘾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时间扭曲”。

科技俘获了年轻人的芳心，却又成为睡眠的敌人。年轻人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摆脱机器惯性。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发布的《2018中国睡眠指数》显示，近70%的90后在晚上11点后入睡，而近30%是在凌晨1点入睡，晚睡晚起的“猫头鹰型”和晚睡早起的“蜂鸟型”作息方式占到六成以上。究其原因，除工作压力造成的睡眠质量低之外，手机等电子产品成为影响90后睡眠质量的最大“帮凶”。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睡眠弱势群体”。睡眠问题像是极易感染的“传染病”，而科技似乎就是作为罪魁祸首的病原体。对于这群科技的受害者来说，睡眠科技似乎就是他们亟需注射的“血清”。

2019年的CES大展上，睡眠科技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参展领域。健身追踪器公司Fitbit展出了智能手环Charge 3和两款智能手表。三款产品均采用了该公司最新的睡眠跟踪技术，可监控睡眠阶段、睡眠时间、呼吸紊乱以及血氧水平。硅谷创企Beddr推出的SleepTuner设备则通过贴在前额的贴纸监测睡眠问题。

《今日美国》的记者迈克·菲巴斯(Mike Feibus)用几个星期的时间亲身体验了飞利浦和法国创业公司Dreem推出的睡眠头带产品。飞利浦的SmartSleep头带能够发出粉红噪音，加强大脑“慢波”活动，增强深度睡眠。在试戴的几个星期里，菲巴斯发现很难习惯，头带的移动会经常把他弄醒。而一旦适应之后，应用程序上的睡眠分数从56分提高到了72分。Dreem公司的头带在适应之后则对睡眠状态有明显改善。

飞利浦SmartSleep睡眠头带

睡眠科技市场近年来已经成为高增长的消费领域。2014年全球市场空间预计为58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该数字将增长到800亿美元。快速增长的市场也吸引了众多科技公司的争夺。2018年1月，诺基亚推出了睡眠传感器。5月，飞利浦收购荷兰公司NightBalance，该公司通过改善睡眠体位来提供睡眠疗法。而苹果也于2017年收购了智能床垫睡眠跟踪创企Beddit，最近还表示将为Apple Watch测试一款睡眠监测器，巩固在健康和健身追踪市场的地位。

不过，《连线》杂志对目前市场上的睡眠科技产品提出了质疑，认为睡眠科技正变得“怪异、笨拙”。文章指出，在一个越来越受千禧一代主宰的科技世界中，新的医疗系统必须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消费者体验，同时又具有医学上的可靠性——这并不是一些初创公司能够办到的。而在专业的医生看来，“硅谷的大多数发明家都是19岁的入门级技术人员”，“他们了解了非常基础的医学知识，然后就把产品作为医疗设备进行出售”。

睡眠科技公司们所做的，似乎是在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被科技俘虏后的“囚禁”生活，而并不是尝试去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除了做硬件的睡眠科技之外，睡眠产业里还活跃着服务APP、综合服务平台以及心理服务等公司，甚至催生了“哄睡师”这样的职业。这些公司也都是在做着睡眠科技公司一样的修补工作，每一种方案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睡眠问题。

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说，迄今为止人类所取得的成就中，“第一项伟大的发现就是时间。”文明对速度的追逐，一方面缩短了文明进程的时间，一方面让人造的时间体系与自然时间渐行渐远。人们在电子线路与程序的数字世界里越陷越深，离自然的时间维度也就越来越远。或许，人们已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了硅芯片的时间框架里。这是人类为科技付出的代价。

“睡眠是最无辜的事情，而失眠者则是罪孽深重的。”卡夫卡曾这样写道。科技真的能治愈科技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吗？失眠的囚徒们陷入了囚徒困境。或许，他们需要做的，不是博弈，而是“越狱”。

 文/从林